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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把确定目的或目的正当性审查排除在合比例性审查之外，但并非可有可无，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德国观点，这同德国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关于正当的理解有关，还可能因为把合比例性审查仅仅理解为目的—手段分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备案审查属事后宪法监督[13]，是宪法长出的一颗牙齿。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备案审查中之角色，亦需进一步明确。

（三）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经裁决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的规定的。第五，领导体制决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属于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决议，都应确保符合宪法规定、宪法精神。第四，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享有实质权力。[19]参见肖蔚云，蒋朝阳.关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维护宪法实施的不同职责[J].中国人大，1995（17）：3。

何为立法监督？立法监督是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是否符合法律进行的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前款规定，向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当然，忠诚不可能由法律秩序直接实现，也不可能仅凭强制宣誓的权力而创造出来。

这种创制与重复相比，应该包含着立法者对特定主体更高的宪法忠诚要求。见于浩：驻外外交人员法诞生记——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查培新，载《中国人大》2009年第21期，第40-42页。参见周斯佳：公职人员就职宣誓的效力与责任—基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解释的分析，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3期，第126页。[70]由于驻外外交人员工作性质的特殊性，立法者尤其强调驻外外交人员对国家和政权效忠的重要性。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78] supra note〔13〕, p. 106. [79] 王欣：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基础及其实现，载《南京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64页。

宣誓人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亦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但宪法是国家最高法律规范，光赞成和支持是不够的。单列宪法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许崇德：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设立及其变迁，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6期，第3-7页。

[33] 在这一方面， 陈端洪的五大根本法的总结虽然颇具争议，但极其具有启发性，触及到了根本法的核心问题。宪法和法律上只规定特定主体拥护宪法、忠于宪法，原意也并不是排除公民宪法忠诚义务，而是因为公民效忠宪法乃不言自明之理。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宣誓决定》），正式确定了宪法宣誓的主体和誓词内容。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371、481-482页。

《决定》草案中原本采用的表述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在审议时将拥护变为了忠于。[64]拥护同样包含维护和遵守的含义。

公务员、法官、检察官既是公民，也是具有公权力色彩的国家工作人员， 基于公务员的双重身份和特殊地位，公务员首先要对宪法负责，承担宪法责任。现代意义上的效忠是一种制度性忠诚，与封建时期的效忠相比具有公忠与私忠的区别。

从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到八二宪法中公民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基本义务条款的变迁过程来看，国家对公民的政治要求逐步放宽。最近的代表作可参见邓静秋：《宪法宣誓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2页。[80] 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日渐式微的背景下，也不能仅仅根据宣誓的内容限制特定主体的基本权利、法定权利或职权，而必须要以其他法律规定的实质性义务为依据。[77] 如原人事部2002年发布的《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即有热爱祖国，忠于宪法的表述。[28]  因此，可以说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特殊之处在于立法者对效忠对象采用国号全称+单列宪法的特定表述方式。[81] 例如，对于公务员而言，不能仅仅依据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或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等条款就限制其游行示威的权利。

[1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玄宗下》（第1册），陈焕良、文华点校，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37页。五四宪法第十八条效忠人民民主制度可视为制度性忠诚的典型表述。

另外，在《证券法》、《海关法》、《水法》等十几部部门法中，都有相关执法人员忠于职守的义务。当然，这就为宪法解释和立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9]如果将不成文宪法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范围之内，则有可能混淆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及其他规范之间的界限，加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动摇宪法的最高性，使宪法单列失去意义。（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一册》，李之亮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2页。

[30] 因此，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先意味着效忠于国家和拥护由宪法所塑造的政权，正如有学者认为：效忠宪法的关键在于效忠一个稳定的有限政府。[42]事实上，从我国宪法和法律文本出发，拥护和忠于的差异远非程度上的不同，还需要结合法律文本进一步分析。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意味着忠于现政权，忠于宪法所表达的政治取向，忠于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效力。任喜荣：批判与重构——地方人大‘宪法监督权研究之反思，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第33-41页。

从社会契约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了宪法这一契约，也就没有了国家。在没有正式宪法解释的情况下，只要宪法宣誓主体在履职过程中对宪法的理解是在宪法文本的文义辐射范围内，所有的理解都可以被认定为是忠于宪法。

类似的《德国基本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艺术与科学、研究与讲学均属自由，讲学自由不得免除对宪法之忠诚。韩大元：坚持宪法至上原则，维护宪法权威，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5年7月23日，第八版。

五四宪法和七五宪法都用公民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表述。[72] 第三，忠于宪法的行为并不排斥宪法变迁。

宣誓既是一种契约，也是一项政治测试（political test），同时还是国家（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象征。对这一基本内容，可以分别进行以下解读：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范分析 在我国的部门法律文本中，除了根据宪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类合宪性宣示条款外，宪法大多存在于宪法和法律的并列短语之中。[23] Anna Gamper, On Loyalty and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Vienna Online Journal on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al Law. Vol. 4, Issue 2,2010, p.158. [24] Id, p. 161. [25] 《尚书·说命· 下》，参见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 [26] 赵宋之臣曾言：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三朝典故…俾为模范，此守基图救祸乱之本也。但事实上宪法文本与社会变迁的存在即意味着宪法修改是不可避免的。

[37] 如《立法法》第三条立法应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第八十七条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都充分反映出了单列宪法的重要意义。[66]从誓词内容上看，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宣誓的第一句，后面的誓词自然也就构成对此句内容的解释，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具有坚实的宪法文本依据，[67]自然也是忠于宪法的应有之义。

‘拥护是一种政治态度，只是表示赞成和支持。在英国传统的宪法理论和常识中，效忠（allegiance）是将国王（the Crown）和臣民(the individuals)连结起来的一项原则，意味着保护（protection）和服从（obedience）的相互义务。

[31] H. Arnold Bennett, The Loyalty Laws: A Pragmatic View, The School Review, Vol.44, No.5, 1936, p.346. [32] 可以与此对比的是，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相关武装力量的组成人员应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及军队的有关规章制度，对相关规范的种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列举。首先，宪法单列强调了宪法在法秩序体系中的最高位阶。